从福州人移民海外谈起

二战过后，新加坡福州同乡体会了团结的可贵力量。根据先贤杨人月披露，当时旅居新加坡的福州十邑乡侨，约有3万至5万人，而马来西亚各地则有15万人。

以新加坡为案例，华人移民多数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省份，以福建人居多，依次为潮州人、广府人、海南人、客家人及福州人等。以下的图表给予我们很好的说明：

1881-1957年各帮人口及其百分比

新加坡早期的华人移民社会，是以方言群来区分。1823年，莱佛士拟定英殖民地分而治之的政策，这导致流寓或移居新加坡的华人散居于不同的地区，这些聚落是以方言群来区分的。上述图表的数据所显示的福州籍移民人数与先贤杨人月所披露的虽然不甚相符，但这很可能是当时的人口统计不够精确。无论如何，上图告诉我们，福州社群人单势薄，比较其他方言群，福州人移民海外显然是属于后来者。

杨人月当时慨叹，福州人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只是缺乏推动力，所以不能进步；缺乏凝聚力，所以无法团结，不进步、不团结，自然没有地位，不闻于时。杨人月的这番话显然有其道理。

二战之后，福州人团结的意识显著增加，这可从福州会馆的重修、会馆领导人的大力呼吁中窥见一斑。其中一个较明显的例子是“福州咖啡商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这标志着福州人不但在乡谊（地缘性）上趋向团结，而且更迈开一步，在商场上（业缘性）组织联盟，设立公会。由此我们可以判断，新加坡福州人在二战之后的团结意识大为提高。另一方面，由于战后孩童失学情况严重，福州会馆复办三山学校，期间成立复兴委员会，教育股召集同乡教育界座谈会讨论复办三山学校。当时，在新世界大东酒楼举行的座谈会，即席认捐款额达1万余元，成绩斐然。

掀开历史，海外华人的移民模式可分为：华商、华工、华侨、华裔。另从世界移民史的角度来看，海外华人移民的分期大致如下：

福州人的移民虽比其他籍贯起步较晚，但是其移民的轨迹却和其他籍贯群相似。2003年9月10日，新加坡福州会馆邀来了福州籍商业钜子郭鹤年乡长前来分享创业经验，笔者就有关福州人性格与创业是否相关请教了郭鹤年乡长的看法。会后有一会馆理事和我聊起，他认为福州人较迟南来，因此许多商业良机都被其他籍贯群占了先机。福州人的性格与人文特征是否与其他方言群有别？针对这点，历来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福州人“求稳怕乱, 畏惧危险”。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时,近代著名新闻记者、作家曹聚仁在《榕居杂感》中论及福州人的性格时认为:“一、福州地关海洋, 可是居民性格全无海洋气味,倒是大陆的气味很浓；二、福州为海军的发源地, 可是居民全无海盗风度, 也不崇拜海上的英雄； 福州地在南方却无南方人的热情, 也不爱去冒险。”

另一种意见却认为福州人的整体性格是海洋性的,他们写文章批驳曹聚仁先生的看法，认为如果福州人没有海洋性格,何来海外数百万福州籍的华侨和华人? 如果福州不热爱海上英雄, 何以马尾昭忠祠合祀了甲申、甲午战役的近两千的国殇者?他们难道不是铁打钢造的爱国海上英雄吗? 明郑和七下‘西洋’, 六次由福州的长乐港出发, 舟师中的官弁水勇、翻译、工匠, 不少是福州人哩! 还有为什么中国的第一次赴英欧留学的是严复、萨镇冰等以福州人为主的马尾船政学堂的学生呢? 为什么清末民国担任过旧中国海军部长、舰队司令、舰长的又大多是福州人? 这两种看法似乎都比较片面性，比较客观的判断是，福州人兼具了大陆性和海洋性双重性的人文特征。

1998年出版的海外华人百科全书，特地探讨了福州人移居美国的现象。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福州人移居美国是个独特的现象：历史上从未有在那么短促的时间内，从一个单一的地区，有那么多人偷渡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在1979年至1995年，约有30到40万人，通过了海、陆、空三路，到达了曼哈顿的东岸。单是1991至1993年间，便有将近20万福州人到达美国。根据学者的观察，这些移居美国的福州人，都希望把他们的家人也接到美国去。这显示了福州人家庭强大的联系力量。按照学者的观点，福州人大举迁徙到美国的事例，是属于“全球迁徙阶段”的移民模式，主要发生在上世纪80至90年代。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人口的流动大为提高，这促成了中国新移民的浪潮。

1990年的新加坡人口普查显示，福州人在新加坡的人口，与二战之后初期相比，人数似乎没有多大改变或增长。笔者个人的质疑是，在新加坡，有许多原为福州籍的华人，由于两、三代下来，随着祖籍观念的淡化，因此就误以为本身是来自福建省的福建人，这对方言群的人口普查造成了一个误区。

早在1980年代开始，新加坡为了汲取人才，引进了香港、中国移民，这些新移民当中，成为永久居民者不少，而这当中有多少中国移民成为新加坡的永久居民？其中有多少是福州人？这些情况是颇为令人关注的，然而截至目前为止，学者们仍无法获得答案。笔者在会馆工作期间，发现理事们对时下新加坡福州人的职业状况及其嬗变亦颇为关注，当然，在今时今日的新加坡，倘若仍旧把福州人标签为咖啡店、理发铺经营者或是厨师，则显得不合时宜。

早期华人移民经历了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过程，今天的海外华人社会在文化认同方面在本土化、中国文化之余，亦趋向全球化。在21世纪的宗乡会馆研讨会中，议题之一是论及会馆的服务对象，随着新移民的莅临，笔者以为，会馆应该将其服务范围扩大至新移民，借以考验及加强会馆的能力。与此同时，近20年来东南亚华人社团全球化的趋势，为宗乡会馆带来了许多积极的效应。我们看到许多社团召开世界性联谊会，并成立国际性的联谊与协调机构。这些会议与机构成为海外华人与侨乡沟通和交流的桥梁，它们也进而成为跨国界、跨区域的世界华人商业与文化网络的组织基础。新加坡福州会馆亦经历了类似的全球化进程，她发挥了传统纽带的现代功能，这使我相信，新加坡福州会馆未来也必定将朝向超越地域的发展，迎向挑战。

资料整理: 陈韦賰(摘录自三山季刊第4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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